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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二月,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

惊恐万状的灵帝为此在御前紧急召会群臣,以商讨应急策略。

会上,文武百官就军事防御、调兵遣将、解除“党锢”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因为形势万分危急,所以调兵遣将、置八关都尉官等重大问题一经提出商讨,灵帝都当场拍板。连北地太尉皇甫嵩提出的“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灵帝稍事迟疑之后也同意了。

九个月以后,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下去了,灵帝由此松了一大口气,对自己的统治似乎又充满了信心。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将重新趋于稳固,他在年底改年号为“中平”。其实在灵帝的心灵深处,由这场大起义搅起的波澜远远没有平静。


1、聚敛的“借口”


灵帝在位的东汉末年,是一个灾难、痛苦尤其深重的时代。

自然界显得那么残酷无情,种种灾难频至屡现,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大瘟疫死死地与东汉纠缠在一起,灵帝在位的二十来年,就爆发过五次大瘟疫;王朝的统治极端混乱无序,政坛中险象环生,杀机重重,政局黑暗,天下生灵涂炭。

现实的黑暗,人命的危浅,使人们在心灵上蒙上了巨大而惨淡的阴影,不由得发出人生苦短和生命脆弱的无奈叹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这些平淡如水却又触目惊心的诗句中,蕴涵了多少人生的沉重低回、凄楚悲凉。

灵帝时,“京师宴婚嘉会,皆作《魁垒》,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垒》,乃丧家之乐。嘉会、美酒、丧乐、挽歌,多么荒唐和令人难堪的场面!只有在饱受死亡恐惧的折磨而又对人生充满强烈眷恋之情时,才会产生如此荒唐绝伦的组合。如此荒唐的现象蔚然成风,表明一种前所未有的艰辛与恐惧在无情地折磨着人们的身体与心灵。

作为这个悲剧时代的皇帝,不仅无法摆脱时代阴影的笼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所承受的折磨与熬煎还更为强烈。天灾人祸引发的种种矛盾与苦难,最终都会集中地摆在统治王朝面前,皇帝必须面对这一切。

在东汉王朝的统治行将灭亡之际,12岁的灵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政局的黑暗与天灾的无情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朝统治的存亡、皇位的存亡、生命的存亡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便长久地纠缠和困扰着他。


黄巾大起义带来的致命威胁,使困扰与折磨着灵帝的“存亡”问题,顿时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凸现出来,灵帝由此陷入了“存亡”的巨大恐惧与焦虑中。

深受焦虑折磨的灵帝,总想拼命抓住点什么,来排遣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本来皇帝的位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但是在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时,皇位的存亡也不是皇帝自己所能主宰的。

在皇帝看来,似乎只有及时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才能让多灾多难而又暂短的人生多一点意义。有了这样的心思,灵帝便嫌以前私库所藏太少,更何况镇压黄巾军还动用了灵帝私库的不少钱财。于是,灵帝便打算千方百计地聚敛更多的钱财。

中平二年(185年)初,黄巾主力才被镇压下去。迫在眉睫的威胁刚刚缓解,灵帝便顾不得阶级矛盾已经白热化的现实,迫不及待地诏令征发了三亿钱,以充实他的西园私库。

河南尹李燮为此上了一篇措辞恳切的书奏,劝谏灵帝停止征发,灵帝居然接受了劝阻。

虽然没有材料表明李燮上书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推想,其上书一定指出了黄巾大起义之后,“朝纲日乱,海内空虚”的事实,劝灵帝为自己的统治着想。因为对于灵帝来说,黄巾大起义的威胁还历历在目,他心中尚存余悸,所以也只有类似的规劝才最具说服力。

因恐惧小民的反抗危及统治,灵帝不敢贸然征发天下;可是,灵帝越是恐惧统治覆亡,就越要加紧聚敛。所以,灵帝虽然停止征发三亿钱,但是郁积在他心里的那个“聚敛”情结却没有因为李燮的上书而化解。


于是,灵帝便心急火燎地等待新的聚敛机会。


2、“修宫钱”与司马直之死


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灵帝的南宫发生了火灾,好几座宫殿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一场大火给东汉王朝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灵帝带来了聚敛机会。

皇宫,是皇权尊严的象征物,如今变成一片瓦砾场当然不成体统,因此修复南宫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如此,但国库已经告罄,灵帝就正好以修南宫为名,征发天下钱财。

当然,灵帝也还是不敢贸然行动,还需认真考虑“征发”的可能性。

两汉的赋税制历来是赋比田税重,但是眼下按人头加派赋已完全行不通。大多数农民已丧失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或者一贫如洗,更多的则是四处流亡,还可能向他们摊派什么?

唯一可能的就是按田亩加征田税。灵帝或许认为这种“搜利”既可行,又合理,更何况桓帝时已加派过田税。于是,灵帝颁诏郡国,亩增田税十钱。

“亩税十钱”,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质帝时,全国的垦田面积近700万顷,灵帝时的垦田数当与此大致相同。亩增收十钱,便可增收田税近70亿钱。有了这笔巨款,修复南官应是绰绰有余。

可是灵帝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趁此时机,又在官职上大做特做聚敛的文章。

灵帝规定,凡州郡刺史、太守等官吏调动升迁,秀才、孝廉授以新职,都必须缴“修宫钱”,先到西园议定缴价,然后才走马上任。

一般辖地大的刺史、郡守要缴2000-3000万钱,其他视官职与辖地的大小各有等差。那些必须缴“修宫钱”的官吏,有的以自己的私财充数,有的则将该缴的钱直接摊派到百姓头上;一些自己凑不够钱而又不愿过分盘剥百姓的清廉者,只好请求不当官,但是却被朝廷强行派遣,允许到任后再缴。


委任司马直为钜鹿太守时,因司马直以清廉著称,灵帝就特别减价300万,虽然减价后的价格已不到2000万,可是司马直仍然拿不出那么多钱。

捧着任命诏书,他悲愤地呐喊到:

“当官本是为民父母,反而要刻剥百姓以满足朝廷的要求,于心何忍!”

万般无奈之中,司马直就向朝廷请病假,但是朝廷根本就不允许。司马直只好满怀着无奈与悲愤往钜鹿赴任。途中,他写下了一封极谏时弊的奏书,对东汉王朝尽了自己最后一点忠诚,便服毒自杀了。

司马直“杀身极谏”事件对灵帝的震动应该是很大的。从司马直的自杀中,灵帝强烈地感到了官吏们无声反抗的压力。再看看自己的金库,通过“修宫钱”的征收,已经很是充盈了,灵帝这才停止了收纳“修宫钱”。

“修宫钱”的摊派,实际上是以变相手法,将官职的沽售从朝廷公卿扩大到地方各级官吏。

在加紧搜利的同时,灵帝更抓紧了享乐奢侈。灵帝不顾天下大乱,“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的现实,为了修复南宫,各种征集力役、征发民财的诏令不断,并派遣西园驺骑分道四出,苛酷地督促州郡。

中平三年(186年),灵帝的南宫终于修好。修复的南宫不仅更加富丽壮观,而且还增铸了四个大铜人和四个容积有二千斛的大钟置于宫中;并征集天下能工巧匠,别出心裁地创制出能吐水的“天禄虾蟆”,置于平门外桥东,然后引水入宫,在桥西侧置新创制的类似洒水机的“翻车渴乌”。

望着空前壮丽的南官,灵帝完全陶醉在穷奢极欲的喜悦中。

大概灵帝也很清楚,东汉王朝的覆亡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他在抓紧眼前享乐与聚敛的同时,也有不乏亡国之后的长远打算。


3、宦官的搂钱本事


中平二年(185年),灵帝将他私藏钱的一部分拿到河间老家买土地、修府第,换成不动产。

这一年,虽然灵帝专门为自己在西园新建了私库——万金堂。但他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随时都可能倾覆,“万金堂”的安全未知数当然很多,所以他又将很多私藏钱分别寄存在一批亲信的小黄门、中常侍手里。

作出了这一系列“移国就家”的举措,惶恐不安的灵帝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

灵帝大肆“聚敛”时,宦官始终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中平(184一189年)初年,他们加速了助灵帝“聚敛”钱财的步伐。

黄巾起义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宦官们的存在又受到威胁,战战兢兢、如覆薄冰的宦官必须想方设法在灵帝面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紧紧抓住灵帝的信任,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

就在宦官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灵帝受根深蒂固地倚重宦官巩固皇权的心理支配,又宽宏大量地原谅并保护了权宦们。于是宦官们满怀感恩戴德之情和重新巩固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苦心寻求着表现自己的机会。

当灵帝的聚敛欲急剧膨胀,又苦于聚敛无方时,宦官们凭着自已的职业敏感,很快意识到灵帝的欲求,并从中悟到重新取信于灵帝的希望。

南宫着火之后,宦官首领张让、赵忠马上向灵帝献出了“增税天下田”的主意。灵帝立即采纳宦官的建议,颁诏郡国,按亩加征。乐安太守陆康却上书谏阻说,春秋时期,鲁宣公税亩,即生蝗灾;哀公增赋,孔子以为不符合礼制。怎么可以聚夺民物,妄兴土木,违弃圣训,自蹈危亡。


赵忠获知陆康上书一事,暗中捏了一把汗,担心灵帝因害怕民反而接受谏阻。他们好不容易寻求到的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当然容不得陆康给毁掉。

于是张让、赵忠马上找人授意上诬陷奏章,说陆康蓄意援引旧例、谤毁圣明,应当以“大不敬”论罪。灵帝竟据这一诬陷诏令逮捕陆康,并交廷尉治罪。其实灵帝心里很清楚,陆康究竟何罪之有?

让廷尉治陆康罪,无非是做给宦官看,暗含鼓励他们继续出谋划策之意;当然也做给那些敢于谏阻灵帝“聚敛”的人看,看谁还敢蹈陆康的覆辙。

对于陆康,灵帝既完全清楚他的谏阻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不是谤毁,却又极不愿他有碍自己的手脚,所以对他进行了折衷处理:既没以“大不敬”判他重罪,也不因忠于朝廷而免于惩罚,而是从轻发落,将他免官放归田里。

这一时期,灵帝私人的种种经济活动,诸如增收田税、向地方官摊派“修宫钱”、在河间买田修宅、寄存大量钱财于宦官处等等,都有赖宦官的鼎力相助,所以心满意足的灵帝万分感激他们,甚至常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随着灵帝“万金堂”的逐渐充盈,宦官们又重新趾高气昂起来。


4、宦官的私利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宦官们之所以竭力帮助灵帝聚敛,除了迎合灵帝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外,他们也希望趁灵帝聚敛之机中饱私囊。

与灵帝一样,宦官们也深切地预感到东汉王朝灭亡在即,所以他们自己也需要加紧搜刮。在沽售官职中,不管是公卿往西园纳“礼钱”,还是刺史、郡守等官吏缴“修官钱”,都要给导行的宦官一笔丰富的“导行费”,宦官们的私囊也就在灵帝扩大、持续化的买卖官职中鼓起来。修复南宫时,诏发州郡运送石材木料,令宦官监造。贪得无厌的宦官,便趁机向州郡索贿,稍不如意,便吹毛求疵地说人家的材料有毛病,强令折价贱卖。


各州郡奈何不了宦官,只得将历尽艰辛运来的材料贱卖给宦官私人,价格甚至只抵原价的十分之一;宦官却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有的州郡再次运来材料,宦官又故意拖延验收时间,以至材料腐朽,“宫室连年不成”。

宦官就这样刻意将南官的修复期拖长,以求有尽可能多的索贿和谋取暴利的机会。

灵帝或许认为,在百姓极度贫竭、根本无法直接榨取时,他的沽售官爵、增税天下田等一系列措施,是最为高明的办法,既避免了榨取贫竭的小民,又聚敛了大量钱财。

可是灵帝诸多聚敛措施的危害,并不亚于对百姓的直接掠夺。黄巾大起义之后,兵荒马乱已使更多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呻吟,可是,一俟黄巾主力被镇压下去,郡县官吏一个个便穷凶极恶地“重敛百姓”,致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在大起义已敲响王朝丧钟的非常时期,地方官吏对百姓的盘剥不仅不知稍有收敛,反而是那么迫不及待和苛重,一方面当与他们出钱买官有直接关系一因为买官所耗,他们要从百姓那里盘剥回来;另一方面,在帝国大厦即将倾覆之时,危机感也必然促使他们加紧搜刮,更何况还有灵帝肆意聚敛对他们的煽动。


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整饬吏治,另方面又不断实行加剧吏治腐败的搜刮措施,正是灵帝统治政策的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将王朝统治迅速推向了覆亡的深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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