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看见光明（ID：kjianguang）
近年来，中国参与俄罗斯胜利纪念活动的行为 ， 常被某些国际舆论曲解为 “ 政治站队 ” 或 “ 意识形态同盟 ” ，甚至被指责为 “ 历史修正主义的共谋 ” 。
这种批评不仅缺乏对中俄共同历史记忆的尊重，更忽视了国际秩序演变的复杂性。
那些对中国参与纪念活动提出批评的声音，往往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他们刻意忽视中苏在二战中的紧密合作，将当前俄乌冲突与历史事件简单类比。
事实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中立立场，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争端，这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正义性并不矛盾。
正如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反对的是战争，而不是某个国家。”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势力试图将纪念活动政治化，渲染“中俄对抗西方”的叙事。
这种冷战思维完全背离了纪念活动的初衷——1945年的胜利属于全人类，而非某一集团。
中国参与纪念活动，本质上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的践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彰显。
正如埃及学者贝吉尔所言：“中俄的合作不是对抗，而是为世界提供另一种可能。”
中俄两国在二战中的合作，是20世纪全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是最早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1937年淞沪会战后，苏联即派出2000余名航空志愿兵来华参战，200多名飞行员血洒中国长空。
东北抗联在极端困境中撤入苏联整训，最终组成“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特别旅”，成为解放东北的先锋队。
这种互助关系具有双向性。
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关东军近百万兵力，使其无法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实施东西夹击，客观上保卫了苏联远东安全。
二战期间，两国人民以生命铸就了共同记忆。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加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转战欧洲；中国记者胡济邦成为苏德战场唯一的战地报道者；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为劝降日军牺牲于枪口下。
这些个体叙事构成了中俄“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集体认同，而遍布中国的苏军烈士陵园和近年联合搜寻遗骸的行动，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
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重组，中俄在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上存在共同利益。
西方某些势力试图通过“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二战叙事。
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殖民历史；北约东扩侵蚀雅尔塔体系；美国将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实施全面制裁。
在此背景下，中俄通过联合纪念活动，明确传递了三点信号：
第一，反对历史修正主义。
2025年红场阅兵中，中国仪仗队高唱《游击队之歌》、展示1945年《新华日报》号外，正是对“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历史定论的再确认。
此举与俄罗斯强调“反法西斯精神”形成共鸣，旨在遏制任何否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合法性的企图。
第二，维护多边主义框架。
美国近年推行单边主义，退出《中导条约》、对中俄实施科技封锁、发动贸易战，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
中俄通过联合军演、能源合作（2023年对华原油出口超1亿吨）、共同开发北极航道等举措，正在构建“非西方中心”的合作范式。
第三，战略协作对冲风险。
面对西方制裁，中俄形成互补性极强的经济生态。
中国向俄出口67%的微电子器件和机床设备，俄对华能源出口占比持续攀升，2024年贸易额预计突破2400亿美元。
这种互利关系使两国在乌克兰危机、台海问题等议题上获得更大战略回旋空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参与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活动，既是对先烈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当“喀秋莎”火箭炮的轰鸣声与《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红场交织，当两国青年在纪念馆前交换徽章、互致问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真正的大国担当，在于守护历史的真相，在于捍卫文明的尊严，更在于开创和平的未来。
批评者将中俄合作简化为“威权主义联盟”，本质上是以冷战思维曲解21世纪的大国互动。
中国参与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绝非对某一国家的政治背书，而是基于以下原则的理性选择。
首先是，历史正义原则。
守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防止战争罪行被美化。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视为国际责任。
在2025年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提出《反对美化纳粹主义决议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当代国际秩序的根基，其成果凝结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法理效力的历史文件，明确否定了侵略扩张的合法性。
然而，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的严峻挑战。
日本右翼势力屡屡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大东亚战争”，甚至将甲级战犯奉为“英灵”；北约以“价值观同盟”之名扩张版图，架空雅尔塔体系的安全框架。
部分西方国家以“去殖民化”为名，将反法西斯叙事简化为“权力博弈”，消解其道义内核。
守护胜利成果的核心，在于坚持“侵略有罪、正义必胜”的历史定论，遏制任何企图为战争罪行翻案的暗流。
中俄共同纪念卫国战争，正是以历史记忆为纽带，重申“战后秩序不可撼动”的底线——唯有正视历史真相，方能避免人类重蹈“强权即公理”的覆辙。
国际社会亟须以多边协作捍卫二战精神，将反法西斯共识转化为遏制军国主义复苏、维护和平发展的行动准则。
其次是多极平衡原则，抵制单极霸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时刻”并未兑现“历史终结”的预言，反而催生出美国滥用制度性霸权的结构性矛盾。
从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以“长臂管辖”制裁他国企业，再到将美元武器化实施金融绞杀，单极霸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名，行“规则制定权垄断”之实。
这种权力失衡直接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疫苗分配、债务重组等议题上长期失语，北约东扩持续挤压欧亚大陆战略缓冲带，科技封锁人为制造“数字鸿沟”。
中俄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本质是对“强权即真理”丛林法则的颠覆——通过金砖机制扩容、上合组织功能拓展、非美元结算体系构建，逐步打破西方垄断的议程设置权与价值评判权。
中俄能源联盟采用本币结算、非洲国家集体拒绝“债务陷阱”污名化、拉美左翼政权重启区域一体化，均表明多极化不是口号而是实践。
唯有终结“一国独大”的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各国主权平等”的联合国宪章精神，使国际秩序从“霸权裁决”转向“共同协商”。
再次是文明共存原则，倡导不同发展道路的平等对话。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而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将现代化道路简化为“自由主义模式”的单一选项，本质上是对文明演进规律的否定。
某些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名推行价值观外交，从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改造”到对华“制度性竞争”，无不暴露出文明优越论的傲慢。
中俄坚守的文明共存原则，则是对此的根本性批判：中国提出“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俄罗斯倡导“多文明世界秩序”，其核心在于承认各国基于历史传统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从互办文化年、联合修复敦煌壁画与诺夫哥罗德古城，到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两国正以实践打破“中心-边缘”的文明等级论。
这种理念已投射于全球治理——非盟拒绝外部干预内政、伊斯兰国家自主制定数字伦理准则、拉美左翼重释“21世纪社会主义”，均印证多元文明的蓬勃生命力。
真正的平等对话，须摒弃“教师爷”姿态，在承认差异中寻求共识。
正如中国高铁技术适配非洲气候、俄罗斯疫苗适应东南亚冷链条件所揭示的——文明互鉴的本质，是让发展逻辑扎根本土而非强行嫁接。
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当今世界正处于“秩序重组”与“规则博弈”的关键期，中俄合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将共同记忆转化为共同行动，才能在变局中开辟稳定锚点。
那些脱离历史语境与地缘现实的批评，终将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下显露出其狭隘性与短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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