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是唐太宗最荣耀的一年,也是最耻辱的一年,荣耀是因为登基成为大唐皇帝,耻辱是因为签订耻辱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又被称为便桥之盟,是刚经历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与东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签订的盟约。

事情是这样的:从公元626年7月开始,东突厥颉利可汗就带着20万的军队从大唐北部边疆一直南下,突厥军队围困泾阳后,唐朝京城都沸腾了。 突厥军队距离长安已经不足四十里,此时长安城中的军队数量不足万人,在兵力巨大悬殊差距的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故布疑兵计,仅带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位臣子纵马来到渭水河边,隔着河水与颉利可汗对话,期间唐太宗怒斥两位可汗背弃盟约,最终颉利可汗带着大队兵马撤退。 以上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但是细细品味,不得不怀疑其中的细节。突厥是历史上困扰中原民族很长时间的游牧民族,是以抢夺资源为生的民族,试想突厥趁机南下入侵唐朝,尤其是在大胜的优势地位时,被唐太宗骂一顿,怎么会轻易就退兵呢?

关于渭水之盟的具体条款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签订条约必定是要双方确认需要付出的条件。根据《新唐书》记载,在渭水之盟签订后,反而是东突厥颉利可汗向唐朝献上3000匹马和10000头羊。 根据颉利可汗的行为可以推测,唐太宗在渭水之盟中应该是送给突厥相当数量的金银钱财以及牲畜,要不然颉利可汗也不会无缘无故损失千马万羊。 此外,唐太宗之后还通过与突厥可汗的沟通,大量曾经被掳掠走的唐朝百姓得以回归故土。从这个现象可以推测,当时突厥在入侵唐朝后,像往常的行动一样,抢掠钱财牲畜人口样样都不少。 总之,渭水之盟的真实情况应该是东突厥颉利可汗带军南下一直逼近大唐都城长安,在此紧急情况下,唐太宗李世民被迫与突厥签订耻辱的条约,条约内容保密。 显然,渭水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历来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在《左传》中曾对城下之盟有这样一段话“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

也就是说,即使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也绝不能签订城下之盟,要么战斗到国破人亡,要么将入侵者赶出去。 这很有可能是唐太宗不愿意再提起渭水之盟的原因,因此史书中对渭水之盟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任何记载。 其实突厥在历史上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尤其是在隋朝至唐朝初期阶段。隋朝末年天下豪杰纷纷起兵反抗,各地起义军都忙着兼并其他势力,但是突厥势力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要“孝敬”的,尤其是所在位置靠北地区的。 唐高祖李渊在起兵之前就曾与突厥互通消息,并且态度非常谦逊,由此足见突厥在当时的实力。 在唐朝建立之初,整个国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下,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百姓早已流离失所,没有任何的生产能力,根据史料记载,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全国在册户数只有300万,这样的家底让唐朝并不像后人想象中那样美好。

此时面对突厥的突然入侵,兵力悬殊下的唐太宗选择签订渭水之盟,可以说是明智的选择,不仅仅考虑到唐朝破败不堪的家底,还要考虑到突厥当时正是处于巅峰状态,如果将唐太宗的举动放在时代环境当中,就不会有任何苛责。 更为重要的是,不像宋朝君臣那样软弱没有骨气,唐太宗能够做到知耻而后勇,以坚毅的决心开始建设唐朝,最终迎来历史的巅峰辉煌。 渭水之盟签订于武德九年八月,仅仅在一个月后,唐太宗就颁发《备北寇诏》,主要目的就是整顿北部边疆的边防力量,增强抵御游牧民族侵略的能力。 紧接着,唐太宗开始对内发力,他颁发《阅武诏》,要求唐朝军队增加训练的针对性和刻苦程度,这是唐太宗想要快速雪耻行动的有力证明。

唐太宗李世民对自己也特别严格,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因为多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战斗力爆表的部队。按照唐太宗的诏令,每天都有上百位精心挑选的精兵强将来到显德殿,唐太宗与他们一起在此练习骑射。 曾经有大臣提出异议,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皇帝不应该让这么多的带甲士兵进入大殿,更不能与皇帝近距离接触,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有不臣之心,那对初生的大唐来说都是致命的。 唐太宗驳回了大臣的言论,他用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封城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结果证明唐太宗是正确的,他用自己的真心鼓舞着无数战士勇敢磨练,个个都摩拳擦掌想要上阵杀敌。 在唐太宗计划中,突厥是必须要解决的仇敌,准确地讲,渭水之盟只是加速了唐太宗讨伐突厥的决心。唐太宗为何对突厥的敌意这么重呢?

东突厥是中原王朝的多年敌人,经常发起对中原的战争,尤其是从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后,短短八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东突厥对唐朝的劫掠次数就超过40次。如果按照突厥入侵的范围来看,面积更是几乎覆盖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灵州、原州、幽州、朔州。 唐太宗的确是文治武功的一位雄主,从对抗突厥这件事上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唐太宗思维非常缜密,多年的战场经验让他头脑清醒,他明白大唐不能浪费太多的精力在这上面,必须要讲究效率。 为了提高对突厥战争的效率,唐太宗将太原作为重要的支点要地,在这里提前开始发展屯田战术,这成为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 此外,唐太宗还非常重视战术的运用,他采取逐步孤立突厥的战术,拉拢敌人的敌人,比如曾是归附突厥的薛延陀和回纥等,消灭敌人的朋友,比如梁师都等。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玄宗登基仅三年后,唐军出动十几万人马,气势如虹地奔赴前线,在唐朝名将李靖的带领下,三千唐朝精兵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在茫茫暴雪当中直接戳向东突厥的核心位置。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捆送到长安,而绑颉利来的正是他的叔叔,至此,曾经雄踞大片领土的草原雄狮落下帷幕。 唐太宗在对待少数民族时不仅采用武力征服的方式,还兼顾采用怀柔政策,让周边的民族相继归附,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 也就是说,在贞观四年,周边的少数民族负责人就已经自愿向唐太宗称臣,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此时是唐太宗登基的第四年而已。 唐太宗在渭水之盟中签订的具体条件已经无法追证,但是唐太宗的表现令人叹服,以强有力的手腕迅速让四海臣服,让唐朝迸发出勃勃生机,唐朝也正在迎接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未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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