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那时，第一批传教士于明朝末年来到北京，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这些传教士写下了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第一次让欧洲对中国有了近距离的了解，欧洲人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早于《圣经》记载的创世纪的强盛帝国，中国成了当时欧洲的关注点。
莱布尼茨也不例外，这位与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发明者，不只是数学家，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身份，哲学家，他的单子论一直在哲学认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产生于耶稣会士白晋神父。
如今提到那段历史，很多人会夸大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痴迷，事实上，莱布尼茨跟当时的欧洲很多人一样，对中国更多的基于想象，认识仅限于传教士的间接描述，但通过这种间接转述，莱布尼茨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认识，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深刻的。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欧洲可以取长补短，中国文明在伦理学、政治学方面非常擅长，而欧洲文化则长于数学、思辨科学方面，有趣的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缺点，在莱布尼茨那里恰恰是优点。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颇有好感，并不是很多营销号写的“无脑吹”，而是源于他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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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最著名的著作是《单子论》，他认为，单子（monod）是最小的实体，也是最简单的实体，不可再分，一个单子可以是一个灵魂，宇宙就是由单子构成，神就是最核心的最高级的单子。
高等级的单子有自我意识，可以与神联系，这种联系遵循着理性原则，而不受其他因素而改变，“单子没有窗户”（Monads have no Windows），单子之间的联系是上帝创造的“预定和谐”（Harmony pre-established）。
由此出发，莱布尼茨自然对朱熹的“理”非常感兴趣。他觉得朱熹的“理”，就像自己的“单子”，而太极或道就跟上帝一样，能预见一切，创造一切。
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理一分殊”用自己的单子论加以理解：个别的理是一个更大的理的表现，不是一种破碎的表达，而是一个整体。就像单子论中，每一个单子自身是整体，又反映着整个宇宙。而单子是上帝的反映，正如理是道或太极的反映。
且不说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理”理解得是否正确，单单就理解的深度而言，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与他通信介绍中国的神父，甚至比很多中国人对朱熹的了解都深刻，这也许是同为哲人的惺惺相惜吧。
莱布尼茨对汉字的喜爱，也基于他的哲学思想。
2
《圣经》里，有巴别塔的故事，说是在巴比伦城，人类想建造一座通到天际的塔——巴别塔，又叫通天塔，神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敬重，于是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人们彼此之间无法沟通，就无法建造高塔了，从此世界就产生了民族、种族的分化。
而在实际的传教中，语言的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亚当说什么语言呢？那应该是一种神圣的语言，但自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这种语言就消失了，后来耶稣拯救人类，记载下神的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语言，也是《圣经》的语言。
但《圣经》是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无论是希伯来语、英语、法语还是德语，都是拼音文字，就是看到单词基本就能读出来，例如听到[k]这个发音，基本就能想到字母k或者c，这跟汉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引起了欧洲的震动，这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文字的一种文字，欧洲人很好奇，这是一种符号还是巫术？那些道道圈圈组成的图形，是欧洲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但欧洲人认为这种象形文字是一种古老的原始的文字，而记载《圣经》的希伯来语是上帝和亚当的语言。
莱布尼茨也认为有神创造的语言，需要在词与对象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但莱布尼茨不认为这种语言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声音是留不住的，因为声音在历史中，只能模拟相似，但无法达到语言最原始的“隐喻”，无法给出语言最确切的含义，所以莱布尼茨认为这是“语言的堕落”。
举例来说，一个拼音文字的应用者，读[lok]，写出来就是lock，那么如果一个[l]和[n]不分的人，读出来的就是[nok]，相应写出来就可能是nock了，拼音文字的书写太过依赖发音。
汉字就完全不同，很多方言里不太区分n和l，但不管读ni还是li，最后书写出来的汉字都是“你”；同样，很多地方也不区分前后鼻音，“琳”和“玲”在某些地方发音一样，但写出来绝对是两个字，也就是读音完全不影响汉字的书写，这正是莱布尼茨看中的强于欧洲语言的地方。
拯救语言的堕落，需要找到神传授给人的原始语言。但莱布尼茨不认为这种语言已经存在，他认为需要人自己建立和神共同拥有的语言，这种完美的哲学语言，能达到普遍的理性。
这种语言里，词与概念的联系是单意的，词是一个符号，对应一个已经确定好了的观念，复杂的观念，就由复杂的词构成，而操作这些词的，就是语法，语言需要遵从逻辑。
3
汉字的特点，引起了莱布尼茨极大兴趣。
当时的传教士认为，汉字的学问在于书写，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似乎有两种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其实这种理解大体不差，想想那些文言文，在我们自己眼里，恐怕跟口语也是两种语言。一个传教士认为，中国口语的词用一千多个单音词就足够了，这些单音词又一起组合成更多的词。
然而汉字的书写就不一样了，汉字不是由拼音构成的，而是由笔画。也是基于这一点，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理性的语言。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比，汉字更抽象，更像是一种哲学语言。
“在我看来，埃及文字更大众化，太拘泥于像动物之类的感性事物……而中国文字更具有哲学性质，显示着奠基在理性基础之上，这样的理性是由汉字中的顺序、数量、关系给与的……”——《莱布尼茨与中国》
在莱布尼茨看来，正因为汉字不局限于发音，而更字形更具有稳定性，任何人书写，即使读音错误，也会是同样的笔画，不像拼音语言，因为读音不同，字母组合就不同。莱布尼茨认为汉字不通过发音，而是通过字形，更直接对应事物以及含义，直指事物的本性。
说来有趣，在我国，很多人对汉字不能根据字形直接读音这一点颇为诟病，才有所谓汉字拼音化方案，认为音形不同是汉字的缺点，与莱布尼茨的观点正好可以做个对照。
莱布尼茨认为，汉字固定的笔画和笔顺，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有人都能用这一点指向同一个事物，这一点可以作为普遍语言的基础。
不同的民族可以根据自己的读音不同，但写就同样的字，莱布尼茨举例说，“大”这个字，其他民族都可以有不同的发音，但同样的写法，就有同样的理解。
必须严肃地说，莱布尼茨对汉字的喜爱，并没有推崇到将汉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步，而是认为汉字给了他启发，他对汉字的理解更像是一种代码，由此他对《易经》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易经》里用数字、符号结合的形式，表达出丰富的卦象含义，“能更便捷地踏上神启之路。”
虽然莱布尼茨对中国颇有好感，但莱布尼茨也认为，中国“今人”的智慧是不如古人的，古代中国有《易经》这样的奇书，对自然哲学也理解更为深刻，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如古代中国人。联想到“圣人”都出在古代，恐怕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中国人，也会持有相似观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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