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毁灭我们的,除了战争之外,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灾难性的生物风险,包括细菌,真菌,原生生物,蠕虫,朊病毒和病毒。从古猿时期,人类就开始了和这些微生物的抗争,人类更是差点因为微生物引发的大流行病而消亡。

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源自一种致命的鼠疫杆菌,借助人类贸易,迁徙与征服,它从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进入法国、德国,消灭了当时世界17%的人口。而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取了大约2000万到5000万人的生命,是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GCBR)事件。

即使到了21世纪,人类科技不断进步,依然拿微生物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病毒,病毒按照核酸成分可分为DNA病毒和RNA病毒。DNA病毒的化学结构稳定,变异性低,通常只感染一种动物。RNA病毒结构不稳定,拥有超强的变异能力,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有的变异使其消亡,而另一些则进化成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恐怖瘟疫”。

人类科技的发展,让土地使用方式开始变化、农业扩张和集约化、不可持续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破坏了自然环境,增大了野生动物、牲畜、病原体和人类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许多生物身上的病原体开始传染到人类身上,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的发生频率反而在增高。比如大规模森林砍伐使人们(例如工人)与热带地区传播疾病的动物密切接触,热带地区是病毒多样性区域,这些工人将潜在面临更大的疾病风险,而这或将在未来成为定时炸弹。

据统计,平均每年仍有5种新发病毒由野生动物传向人类。《自然》(nature)杂志曾在2008年做过统计,当今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动物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

理查德·普雷斯顿在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血疫》中说:

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与对自然的加紧开发,我们似乎闯入了一个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与人类相安无事的病毒,由于其原本动物宿主被消灭,或者被当做人类维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资源,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类,作为新的宿主。

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并记录了约130万种动物、植物以及各种微生物,但仍有86%的陆地生物和91%的海洋生物是未知的。对于病毒,人类更是知之甚少,科学家已知263种可传染人类的病毒,还不到科学家通过动物宿主实验预测能够传染人类病毒总数的0.5%。

而近日,科学家警告称,目前鸟类和哺乳动物(蝙蝠、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估计有54-85万种未发现的病毒,它们有可能感染人类细胞。潜在的病毒库非常巨大——单单蝙蝠就有一千多种——因此对它们进行鉴别并确定是否会造成致病威胁,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种传染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有一部分特征符合严重传染病的标准,也能在人群中肆虐。

如果某种病毒带有能够潜入并“俘获”人类细胞开始大规模自我复制的基因,且存在于某种人类日常接触或食用的饲养动物身上,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制造下一场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的嫌疑犯。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的病毒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对人类发起攻击。

科学家认为,只有结束对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开发,包括毁林、集约化农业和野生物种的贸易消费。才能使我们“逃离大流行病时代”,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野生动物,人类将面临更频繁、更糟糕的流行病,同时,我们需要转向预防动物传染性疾病,而不应完全寄希望于公共卫生措施和新疫苗。

中科院院士高福也认为: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都带冠状病毒,而且它会发生重组,给我们带来很大挑战,高今天我们见到的新冠病毒,已经是感染人类的第七个冠状病毒……我们可以预测,下一个冠状病毒就藏在某个地方休眠,而休眠的状况随时可能被打破。”

人类永远不可能消灭病毒,每一次与大规模流行病的战斗过后,病毒没有被击败,不过是回到了它们原本安眠的丛林深处,在那里,它们继续不断地进化,变异,有朝一日会卷土重来。人类所能做的,就是构建完善的防御体系,从而将其扼杀在摇篮里,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行为的变化,人类需要对此有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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