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晚唐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李党出身基本上都是士族，而牛党都出身寒门，实际上无论是李德裕还得牛僧孺都是一代人杰，千古名相。可惜士族与寒门在当时根本无法融合，导致了晚唐政治分裂，这才丧失了大唐最后一丝机会。
大唐会昌五年，正月，扬州。
作为大唐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富庶之地扬州可谓是富甲一方，这天却是闹出一件大案，整个扬州百姓状告江都县尉吴湘贪赃，晚唐官员贪赃本不算什么大事，但谁也想不到的是，一个小小县尉贪污案，居然前后折腾四，五年，两朝宰相而后皇帝，可见吴湘案背后的事情有多大。
当时的江都县既是扬州府、也是淮南道的治所。有关吴湘贪污案的事情很快就报告给了淮南节度使的李绅（写谁知盘中餐那位）。73岁的李绅刚刚转任淮南节度使不过两月有余。《新唐书》评价他：“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意思就是李绅执法严酷，当官的和有钱人都惧怕李绅。在看到吴湘案卷后，李绅指派观察判官魏铏办理此案。
百姓控告吴湘“贪污程粮钱”，程粮钱是当时根据旅程计算粮秣后折算的金钱。说白了就是外番使节以及因公事远行的官吏，官府无偿提供粮食，后来衙门觉得繁琐就一律折现钱了，但此项开支属于地方自行的政策，再者折现的话，给多少银子也是衙门自拟，也不存在明确的预决算。这就给负责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吴湘贪的就是这笔银子。
魏铏在调查吴湘贪腐的时候，还有“强娶部曲女”的罪行。有一位大户人家家主叫颜悦，后来家败身亡，颜悦之女与后母沦落扬州。母女俩生活艰难。但颜氏偏偏生得国色天香，吴湘觊觎颜氏貌美，于是“强娶为妾”。依照大唐律法，地方官不得在辖区内婚娶治下女子，为的避免发生利益纠葛，吴湘与颜氏的婚姻是违法的。依照《唐律疏议》的记载：“官员贪污一千钱或者三十匹布一律死刑。娶地方女子为妾者，杖一百。吴湘两罪并罚，李绅在接到魏铏呈报案卷后，判处吴湘死刑。
唐代死刑判决需要申报刑部核准。吴湘一案提交到刑部之后，完全脱离了案件本身而反转到政治案件，当时的大唐王朝深陷“牛李党争”的泥潭。牛李二党的官员，党同伐异，彼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两派对于朝政不论事实只谈立场。
牛党出身寒庶，大多通过科举晋身，李党出身士族，大都靠门荫跻身朝堂。而本案被告吴湘，虽然官职不过从七品，但在政治倾向上偏向牛党。吴湘的叔叔吴武陵是牛党成员，曾经冲撞过李德裕的父亲宰相李吉甫，如今，吴湘落在了李党人士的手中，朝野自然怀疑案件当中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况且又是死刑判决。
再就是淮南节度使李绅是李党人员，牛党首脑李逢吉主政的时候为打击李党，实现自己的大权独揽，利用长庆元年科试案将李绅排挤出权力中枢下放地方，现在李绅判处吴湘，因此都认为李绅挟私报复。
由于涉及党争，宰相李德裕不便贸然下定论，委派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两人前往扬州复审。复查后认定，吴湘贪污案属实，但强娶颜悦之女氏却另有隐情。经查，颜悦当过小官，正妻也是士族出身，二人生下的女儿也算是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地方官娶士族之女属于合法。
根据唐律，吴湘与颜氏的婚姻，如果是你情我愿，就不算违法。但是，考虑到颜氏母女飘零扬州，孤苦无依，吴湘又是父母官。这桩婚姻很难说没有强娶强卖。如果认定吴湘是强娶，仍属违律。崔元藻认定即便吴湘纳妾不违法，但贪赃属实，按律就是死罪。李德裕接到复审报告，十分不满，他派遣两位御史复审，就是为了走一个形式而不是查明案情的细枝末节。
因此在会昌五年三月，崔元藻贬崖州司户，李稠贬汀州司户。崔元藻经此一事，对李德裕恨之入骨。李德裕硬生生地把崔元藻硬生生推到了牛党阵营，埋下巨大隐患。由于吴湘案在复审中案情存疑，应该交由由大理寺（最高法院）进行三审，但李德裕没有移交给大理寺审理，而是直接按照李绅的意见，判处吴湘死刑。其妻颜氏、颜氏继母焦氏受笞刑后释放。李绅令江都县令张弘思派人将颜氏和吴湘的子女遣送回老家澧州。
李德裕这么干显然不合法，理应再加审讯。当然这都是程序正义问题，吴湘本人肯定是罪有应得。李德裕作为宰相干预司法，激起了众怒。御史台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等人上疏力争，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一年后，唐武宗驾崩，李忱为帝，也就是唐宣宗。
唐宣宗的政治立场偏向牛党！唐宣宗服膺科举制度，对李德裕专权厌恶至极。继位不到两个月，李德裕就被罢相外放荆南节度使，后贬潮州司马，牛党党魁白敏中上位，为了打击李德裕，吴湘一案被牛党重新提及，牛党希望通过翻案可以给李德裕冠上妄杀的罪名。意图将吴湘案是“冤案”，然后照着平反冤案的原则去“塑造案件”。
牛党成员崔铉等人先找到了吴湘的哥哥、原永宁县尉吴汝纳。他们引导吴汝纳出首为弟弟申冤，唐宣宗下令此案由御史台查实，追回崔元藻复审。崔元藻早就投入了牛党的怀抱，召回长安后，对打击李党干劲十足。他在复审时推翻了自己的两年前的结论，说吴湘虽然坐赃，但“罪不至死”，而该案查清后，李德裕从中作梗，不让他向天子汇报，独断专行，处死了吴湘。
大中二年正月，御史台调查得知，吴湘案拯救颜氏出险的英雄，却不幸倒在了李德裕、李绅的淫威之下。牛党睁眼说瞎话，唐宣宗作为最终的裁决者，他是清楚其中利害的。但是，置李德裕于死地符合唐宣宗的政治目的。唐宣宗颇有作为，梦想重温贞观之治的荣光，因此必须结束党争。既李党是深层次的荫蔽敌人，那就扶持牛党彻底消灭李党。这是唐宣宗的帝王之术，而铲除李德裕势力就是必然措施，案件本身并不重要。
最后凡是李党的官员一律罢黜，李绅已经病逝，但依旧削李绅三任官、子孙不得出仕。初审的判官魏铏是整个案件中最可敬的官员。大中初年翻案时，魏铏被捕受刑。官员引导他“诬引德裕”。魏铏自然清楚，只要将矛头对准李德裕，祸水便能转移，不仅能保自身安全，仕途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可是，他坚决不诬指李德裕，即便遭到严刑拷打，痛楚难忍，也始终保持了气节，最终贬吉州司户。
吴湘因贪赃和强娶被杀，判处死刑是合法的，出于政治原因居然成为冤案，事实不重要，是非曲直更可抛弃，只要是立场不同之人，都可以量身定制案情，这是吴湘案背后的逻辑——牛党如此，李党也未尝不如此。
经此一役，李党彻底失败，困扰晚唐的牛李党争宣告终结。牛党貌似笑到了最后。其实，皇权才是最终的赢家。唐宣宗借此实现了大中政局的重构，开始了他的施政生涯。但这么一折腾，大唐也已经进入临终期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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