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刘贺负面形象形成原因分析

班固《汉书》中所载昌邑王事迹，奠定了刘贺两千多年来轻狂不惠、荒淫无道的负面形象。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墓中《论语》《礼记》《孝经》《春秋》等众多儒家经典简书出土，新的考古成果证明刘贺自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并非轻狂不惠、荒淫无道之人。
徐复观先生曾言，“历史的政治表面，常常是由统治者所编造的材料写成的。

尤其关于最高权力斗争中的机微之际，对失败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夸张；对成功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隐没。”昌邑王刘贺作为“废帝”的尴尬身份，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话语权上都居于不利地位。因而，史书所载刘贺多为负面形象，也就不足为奇。

探究造成刘贺负面形象形成的原因，对于还原真实的刘贺形象，分析西汉时期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造成刘贺负面形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霍光集团隐匿事实真相；二是宣帝有意掩盖刘贺被废真相；三是班固的著书立场与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班固对于刘贺事件的评价。

霍光集团隐匿事实真相

昭帝死后，汉武帝六子只剩广陵王刘胥，大臣一致认为应拥立他为皇帝，但这一决定遭到权臣霍光的强烈反对。霍光以“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为由拒绝选立广陵王为帝。
可以说是力排众议，以一己之力将刘贺推上皇位，但被立仅二十七天，转而又废。

《汉书》在刘贺被立为帝到废黜的这一过程的记载中有两点存在疑问：一是霍光力排众议不立广陵王刘胥而选择立昌邑王刘贺，昌邑王被立原因应当是其能够在立帝过程中扭转局面的重要一环，而班固对此却未置一词。

二是与刘贺被立的轻描淡写不同，《汉书》中使用大量笔墨对昌邑王被废缘由及过程反复描述与渲染。这一事件不仅在《武五子传》与《霍光金日磾传》中有详细记载，就连昌邑大臣包括昌邑王师王式、昌邑郎中令龚遂、昌邑中尉王吉的传记中对刘贺恶行的记述也占据了主要成分。

这一废一立一繁一简形成强烈反差。这一做法似乎有故意宣扬刘贺之恶的嫌疑。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霍光集团对于记载刘贺废立经过的史料进行过删改，故意隐去与刘贺相关的正面史料，而对刘贺不因礼法、不守法度的一面进行夸大甚至恶意栽赃。

导致班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用了霍光集团作伪的史料。显然，刘贺即位的理由，是刘贺能够代替广陵王刘胥成为皇帝的关键，包括皇太后下旨征立刘贺为帝的诏书也是为刘贺“正名”的重要证据。

然而《汉书》中既不见群臣商议的过程，又不见刘贺即位诏书的内容，单凭一位郎官的上书就轻易更换皇位继承人的举动也未免过于草率。由此可以推测，这段史实应当是霍光及其党羽故意删减。

群臣商议立刘贺之内容必定是盛赞刘贺之德行，较之广陵王更宜继任大统，而刘贺即位二十七日之后，又被霍光以荒淫无道、乱汉家制度为由废黜，与最初对刘贺德行之褒扬相矛盾。
因此霍光及其党羽为掩盖刘贺被废真相而有意销毁证据，避免在史书中出现己方态度前后矛盾的情况。这两个如此重要的环节仅用“宜”、“迎”、“征”等字代替，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在与此相类似的文帝事与宣帝事中，史书记载就合理得多了。
《汉书·高五王传》载商议文帝被立过程：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皆非皇位继承的首要人选，因此在皇位选择的过程中，废齐王而立代王，废广陵王而立昌邑王都需要十分充足的理由，理由的正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皇位人选能否更立。

大臣商议选立代王时就给出了令人无法争辩的理由，结合刚刚过去的诸吕之乱，提出齐王外戚恶戾，立齐王恐有重蹈诸吕暴乱之覆辙。而代王母家良善，即位之后必能使天下安定，朝野安稳。其次，高帝在世的皇子中代王最为年长，立代王，符合长幼顺序。

除此之外，因为宣帝自幼长于民间，所以宣帝之立既不同于传统的皇位继承，又不同于文帝的宗藩入继，因而宣帝被立原因也就成为其皇位继承合法性与正统性的重要依据。《汉书》中对宣帝之立的描写，较之代王与昌邑王要精彩得多。不仅有舆论导向、天象显现，更有宣帝本人异于常人的非凡之气。

据《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所载，始元五年，汉昭帝在位时，曾有一个男子乘着黄犊车，插着画有龟蛇图案的黄旗帜，身穿黄色长衣，头戴黄帽，来到皇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后来这个男子虽被隽不疑识破，并处以腰斩，但是这一事件也暗示了“卫太子巫蛊”事件已过，朝野之中暗中支持卫太子一脉的势力正在兴起。
除此之外，各种天相、预兆都寓意着宣帝有不同于常人的天子之气。

宣帝作为“曾皇孙”时为巫蛊事件所累，身处狱中。“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天子气”自然指代的是在狱中的宣帝。宣帝未继位时，住在长安尚冠里，全身及脚下长毛，睡觉时常放出光彩，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人们对此都感到奇怪。

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数千人吵嚷，百姓看到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集在石旁。

此时昌邑有一枯社木卧而复活，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也自立起来复活，上有虫吃树叶成文字，写着“公孙病已立”，眭孟按《春秋》之意推测，这是有匹夫做天子的预兆。
如此种种，为宣帝继位造了足够的声势。另外，与昌邑王被荐奏议不被记载不同，霍光给上官太后举荐宣帝之奏议在《汉书》中也有完整记载。

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因此在奏议中，首先明确了宣帝孝武皇帝之曾孙的血统，“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其次，褒扬其熟读诗书、敬礼爱人之德行：“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因此强调宣帝无论从血缘还是德行上，都有承位的资格。

由宣帝即位的记载可推知昌邑王刘贺即位过程大致也是如此：一是明确其武帝之孙的血统，祖母李夫人配祭宗庙，死后追封孝武皇后；二是褒扬其人品，根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儒家典籍可以推知，刘贺也曾学习儒家经典，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因此，诏书中也应当大力褒扬刘贺诵诗书、习礼容，有君子之风范，适宜继承大统。
只是由于政治因素，刘贺即位二十七天便被霍光废黜，为了掩盖刘贺被废真相，加深刘贺荒淫无道的形象，掩饰霍光集团大权独揽，操纵政局的事实，与刘贺有关的一切正面史料都被霍光销毁或篡改。

宣帝有意掩盖刘贺被废真相

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昌邑王废黜经过，列举《汉书》中所载昌邑王若干罪状，对其进行逐类分析，并一一驳斥，发现“《汉书》多处言昌邑王贺以行淫乱废，实则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力斗争。”所列昌邑王之罪状皆难成立。刘贺本人也并非史书所载荒淫不堪。另外，霍光废黜刘贺的立论根据是“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

这一理由虽无可辩驳，但却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从被征“典丧”到“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刘贺都表现出急切继承皇位的心态，因此，刘贺完全没有理由不实行“见命高庙”之礼，给自己继承皇位留下破绽。

再者，“未见命高庙”只是一种仪式，与皇帝之品行无关，昌邑王作为诸侯继承皇位，且年纪尚轻，对于朝中礼仪，尤其是国君之礼有所不知也属情理之中。

若“见命高庙”果真如此重要，不管皇帝由于何种原因未能实行，大臣都有绝对的义务提醒皇帝，但在刘贺在位的二十七天里，无一人谏谏刘贺。然而既未谏诤，霍光党羽却又以此作为废黜刘贺的依据显然是早有防备而故意为之。
昌邑王在位二十七天中，《汉书》记载曾对刘贺进行劝谏的一共有六个人，分别是张敞、夏侯胜、龚遂、傅嘉、王吉、于定国。

他们进谏的内容多是劝刘贺以霍光为尊，韬光养晦，收敛锋芒。
除傅嘉与于定国劝谏内容史书未见具体记载外，王吉、龚遂、张敞的谏书无一例外，均是与如何处理朝中大臣的关系有关。由于远离朝政，刘贺对于朝中“政治一决于光”的政治格局并不清楚。

早在刘贺尚在昌邑之时，王吉就曾告诫刘贺，俯首听政，勿有所发。入宫之后张敞、龚遂又先后劝谏刘贺舍昌邑故人而褒国辅大臣。而未言后来霍光所列的罪行，显然刘贺之废另有隐情。而这一隐情暗藏于大臣进谏之内容中，并与宣帝登基之后的小心谨慎相印证。

有昌邑王作为前车之鉴，宣帝即位之后，面对大将军霍光的“稽首归政”，宣帝“谦让不受”，然委政于霍光，并且大臣每次有事也是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奏秉。宣帝对霍光礼遇有加，“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但这表面上的君臣和睦，依旧无法掩盖宣帝对霍光专权的忌惮。“宣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尽管宣帝对霍光滥用权力极其忌惮，但是作为此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宣帝显然在这一事件中与霍光保持一致。

另外，就身份而言，宣帝的身份与刘贺相比显然存在着天然的劣势。宣帝是卫太子之孙，由于卫太子“巫蛊事件”的缘故，自幼生长于民间，刘贺是昌邑王，祖母李夫人配祭宗庙，死后追封孝武皇后。因此，作为皇位的潜在继承者的刘贺，即便被废，对宣帝来说始终是个威胁。更何况刘贺被废真相是霍光争夺权力，因私废公，以臣废君。宣帝后来对刘贺的严密监视也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