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温柔的人,一旦愤怒起来,其表现往往让人瞠目结舌。光武帝刘秀,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以其柔和的性格和智慧治国而著称。然而,历史记载了他几次大怒的瞬间,这些时刻揭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刘秀面貌。
       本文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位温文尔雅的皇帝的怒火爆发时的场景,揭示他在愤怒时所展现出的威严和决断。这是一个关于柔弱与坚韧的故事,或许在刘秀的愤怒之下,蕴含着更多意想不到的历史秘辛。随着历史的时光流转,我们将一同走进这位温文尔雅皇帝的心灵深处,探索他几次大怒背后的历史故事。


       县令执法招惹皇怒
       公元44年冬,洛阳县董宣当着刘秀大姐刘黄的面,将其轿里一个犯杀人之罪的亲随仆人直接斩首处死。丝毫不顾及皇族的颜面与尊严。这下子,刘黄哭诉到刘秀跟前,说县令欺人太甚,刘秀立时大怒。
       其实,处死该仆人完全就是董宣正常执法的举措。但在彼时的皇权社会,皇亲国戚违法乃常事,刘秀自己也没有管教之严。这次董宣当众严惩,无疑是在他的面子上狠狠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刘秀大怒,源自县令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击了他作为君主的威严,让他难堪。


       刘秀本想治罪董宣出气,奈何大司徒蔡茂上书规劝,说现今天下方定,不宜因私怨失公正,作为明君还需宽容。刘秀这才打消报复的念头,将董宣叫来,强令他向自己磕头赔罪,以重礼放过。这件事反映出,刘秀还是有理性一面的,面对忠谏,他还能抑制住怒火,不使其演变成失控的复仇行动。
       类似惹怒刘秀的严密执法者,还有两个。一是河北时期的军纪司祭遵。他斩杀一个违纪的刘秀亲随,也引来皇帝的不满。不过在主簿劝说下,这次刘秀很快平息了怒气。另一件则发生在洛阳。


       县令虞延坚决缉拿并惩治刘秀小叔阴就的一个经常作奸犯科的门客,此举亦令刘秀很是恼火。只是虞延性格刚直,当面驳斥了刘秀的说辞,这才没被追究。刘秀身边的宠信,或多或少都有些专权或者越轨的行为,这本是皇权社会的通病。
       刘秀也没能很好地约束管教他们。所以一旦有人严厉打击这些人的威风,势必会顺藤摸瓜触及刘秀的痛处,遭到他的愤怒。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秉公执法的官吏同皇权的对立,也暴露出刘秀管理家人、心腹的软肋。但幸而每次刘秀的怒火都没有酿成无法收场的大祸。


       部将叛变刺痛皇心
       公元29年春,刘秀信任的平狄将军庞萌,在作战中突然反叛,大败直接领导盖延。刘秀闻讯,勃然大怒。庞萌本是刘秀宠信的侍中,出任将军后又被派去监督盖延。刘秀曾当众说他“可以托付骨肉,可以委以重任”。
       没想到一转眼人就反了。这对一心图治的刘秀是何等的打击!败绩尚可承受,臣子反目的刺痛岂能忍受所以,刘秀语带怒色地说,庞萌忘恩负义,应该灭其全族。继而亲自领兵出征,将庞萌生擒处死。可问题的根源似乎并非全在庞萌一人。


       双方在作战过程中,围绕战术策略等问题产生了分歧,刘秀又一味偏袒盖延没有换将,这都让他们关系趋于对立。加上形势所逼,最终酿成反目。庞萌想要左右,但权不及盖延;想要离开,又难以单匹马匹敌中原军。无奈之下,他选择与苏茂等人勾结,叛乱相报。
       这件事,实际反映的是刘秀与盖延对庞萌忠心的疏失。没有给足环境与体现。庞萌的反叛也非全无原因。所以刘秀认为他忘恩负义,实在有些武断。刘秀只因稍稍的志气受挫,端坐高堂便决定人死族灭,未免也太过绝情。这背后,亦折射出这位天子的性情中略带专横、刚愎自用之色。


       大臣直谏惹恼圣心
       刘秀与大司徒韩歆在政见上存在分歧,韩歆反对其“平准异姓公卿田土”的政策。公元39年,一次朝会上,刘秀拿出自己与隗嚣、公孙述的往来书信,炫耀战功。随后称赞二人颇有才干。众臣无言。
       于是韩歆开口说:“亡国之君也有才,桀、纣也有才。”这话一出,刘秀迅速爆发,大怒道:“你这样顶撞,简直无法无天!”遂将韩歆夷为平民,发配到农村种地,迫使他自杀。韩歆直指问题症结,对君王来说本是忠谏。奈何刘秀将之视为对抗,于是怒不可遏。


       同样匡正刘秀谶纬迷信的还有给事中桓谭。一次谈论选址灵台陵寝,刘秀说要问卜定吉凶。桓谭便说:“我不读谶。”并直言谶纬非经学。这话触怒了刘秀,他大声怒斥:“桓谭邪说乱政,不可容!”欲即时将其处死,后来终只是贬为小小郡丞。
       桓谭在赴任途中抑郁而终。韩歆与桓谭皆因言辞锋利冒犯了刘秀,以至遭受怒火。其实他们的言行,都只是想匡正、建言献策而已。奈何刘秀不能容人异议,也不愿在核心政策上稍作退让,更抵触圣权受到质疑。
       这其中流露出他性格中较为偏向权威、不善谏言的一面。以铁腕手段打击异己,也让他失去不少正直敢言的良臣。若说公开地发怒为转圜留下空间,那么隐忍的怨恨就更难化解。这份无可奈何的怨气,才更值得警惕。


       结语
       综上所述,刘秀的几次大怒,皆与他的权势地位挂钩。既有违法犯忌的手下,也有直谏政策的臣子。刘秀发怒的根源,在于面子、威信、权威的受损。
       这折射出他性格中较为在意体面与权势的那一面。然则人之常情,子以父为大,君以臣为贵;上为下纲,则知所处也。刘秀作为开国之君,自然较难容忍权威的冒犯。


       正如司马迁所讲:“独立者见邪,不能方物。”所以我们不应对刘秀的怒火有太大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刘秀也表现出宽容一面的时候。
       他没有真正追究那些严厉执法者,也接受过谏言坚持正道。所以不能简单地下定论,需要对他采取辩证的态度。这些事象为我们理解这位开国皇帝的性情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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