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升级，诸边和内地的军政格局发生了改变，于是出现了总督、经略、督师等负责军务的高级官员。可能有些读者会有疑问，他们三者之间以权力和级别而言，到底存在哪些差异？
为了让大家有个基本的认识，御史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分别进行探讨。
先来讲督师
在明代负责军务的大臣中，督师地位最高、任职资格也最高，一般以大学士或尚书为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督师在明代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大致是从天启以后才出现的，且没有形成定制。
天启二年八月，辽东局势紧张，朝廷和吏部认为需要派出一个高威望的大臣前往辽东主持大局。但是在京的大臣普遍认为辽东军政不可为，没有人愿意主动请缨，且当时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时任兵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的孙承宗自请督师山海关外，因孙承宗级别为阁臣，故朝廷命他“以原官督理关城及蓟、辽、天津、登、莱各处事务。”同时铸“督理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内阁”之关防。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修建城堡，训练军队，多所筹划。天启五年十月因遭魏忠贤中伤去位。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孙承宗应是大明开国以后第一位以“督师”之名主持军务的。
崇祯时期，出现的督师稍多，如袁崇焕、洪承畴、丁启睿、吴牲、杨嗣昌、孙传庭等，均受命督师。崇祯十五年三月，命陕西总督孙传庭、凤阳总督史可法，俱听督师丁启睿节制，这证明督师的地位高于总督。
再来讲经略
经略同样也是高级统兵文臣。万历以前，偶尔也有经略文臣的提法，但万历时期的经略文臣比较典型，一般也认为此时的经略属于正式官名。明后期主要有三大经略，即陕西宣大经略、朝鲜征倭经略和辽东经略。
陕西宣大经略也称西北边经略，设于万历十八年，当时蒙古威胁陕西，朝廷决定派兵部尚书郑雒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大、山西等处边务。
次年二月，郑雒辞去总督三边军务以便专力经略；万历二十二年二月，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大山西边务兵部尚书郑雒以病乞退，此后不再设陕西宣大经略。
朝鲜征倭经略，是因为万历二十年日本入侵朝鲜，明廷派兵抗倭，并且设文臣经略和武将提督。是年八月，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
不久宋应昌、李如松被召回，此后一度以蓟辽总督兼经略。宋应昌之后任职稍长的征倭经略为邢玠、顾养谦和孙矿。但朝鲜罢兵之后，征倭经略被取消。
辽东经略是明后期名气最大的，始设万历四十六年。当时女真进攻辽东，朝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并铸经略辽东等处关防一颗。
后来扬镐在萨尔浒之战中失利，所以明廷又改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但是熊廷弼在辽东经略任上几度沉浮，在天启时期被冤杀。熊廷弼之后又有袁应泰、薛国用、解经邦、王在晋、高第等人。
经略不仅权大且地位高，大学士王锡爵曾奏言说：“经略大臣既付以诸边重担，庙堂但当总大其纲，授以大指，其琐细节目，当一切宽假，勿为遥制”。
最后是总督
明代总督的设立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一般认为正式设立于正统六年。明中后期，定设的总督有四个，包括两广总督、陕西三边总督、宣大山西总督和蓟辽总督。其他总督虽然在不同时期也设立过，但多为因事而设并不固定。
总督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诸边与内地各省当发生较大战事时，往往会涉及数省，而此前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巡抚，他们只能在辖区内主持军务不能跨省，这就导致了大局无法协调甚至推诿扯皮的情况。
以总督主管数省、数镇军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其设置初衷也是为军事服务的。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督师、经略、总督三者之间，督师与经略的权力地位相差不太明显，实际的职掌差异也不大。但从任职资格上来说，还是督师略胜一筹。
经略与总督往往是并设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万历十八年兵科给事中薛三才奏言：“论事权经略之权重于总督，论责任总督之责专于经略。”
以辽东经略为例，万历四十六年八月朝廷赐予其绝对权威，“赐经略杨镐尚方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将帅以下有不用命者先斩后奏。”而常设之总督，一般不会赋予如此重权。
基本上可以认定，经略地位高于总督，但朝廷也没有明确说明经略可以节制总督，双方也经常出现分歧。所以结论是：督师略高于经略，经略略高于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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