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57年的南明湖广前线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原湖广巡抚堵胤锡标营总兵,现任南明沅国公杨国栋部发生兵变,这是南明滇黔内战爆发前夕的事儿,发生在1657年的三月,具体记录在湖广经略洪承畴在顺治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揭帖中,这场内讧的大致情节由南明降将李毓奇提供。

孙可望取得南明政权的实际统治权之后,大批各自为战的南明将领就投靠到孙可望麾下,其中就包括杨国栋。其实能坚持到这个时候的明朝将领,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剃头,被姓孙的管,还是被姓朱的管其实也无所谓,但毕竟朱由榔还有一个皇帝的大义名头,只要孙可望把面子上的事情做足,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支持他的,毕竟他真能把大家伙都喂饱。孙可望要想成功坐上皇帝位置的话,其实也就这点面子问题,但面子问题只要靠武功就足以抵消掉了,你要是能带着大家伙打回南京,甚至收复北京,那登基大典绝对给您办的热热闹闹的,大佬您坐。

但是,虽然在你孙可望的领导之下大家伙的处境比之前要好多了,战线毕竟还停留在湖广境内,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投胎式”篡位,吃相这么难看,谁看了不膈应?那毕竟朱元璋的子孙坐了天下300年,你孙可望的武功别说碰瓷朱元璋了,连碰瓷陈友谅都不够格。所以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像袁术一样做起了皇帝梦,这是孙可望败亡的根本原因。

扯远了,再说杨国栋。杨国栋最开始被孙可望封为武陵侯,手下有三镇五哨,前镇杨新桂,中镇梁般,后镇张四维,前哨头徐科道,左哨头即李毓奇,中哨头刘进德,右哨头刘得贵,后哨头汪存忠。这里所谓的“前镇”自然就是前营,中镇就是中军,后镇就是后营,可见南明军队的编制和清军绿营的编制也差不了多少。

后来杨国栋的三镇被孙可望裁去只留下五哨人马。当然这里的“哨”肯定和正常情况下明朝军队中的“哨”是两回事,毕竟按照正常明军的编制,一个哨也就40人,孙可望这裁来裁去直接把杨国栋裁成了光杆司令,五个哨就200人,人家杨国栋多少是个侯爷,只领着200人合适吗?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哨”可能只是一种比镇小一点的编制,总人数应该在千人左右,五哨便是5000人马,很合理。

到1657年二月,孙可望可能是为了准备和李定国的内战,于是想让各地将领开始扩军,又准备重新立镇,他重新立镇肯定就得重新找前营将领,已经被封为沅国公的杨国栋准备让原先的中哨头刘进德补上这个缺,但之前被裁掉的前营将领杨新桂自然就不干了,你杨国栋不给活干,那我直接找孙可望去,改换门庭,直接抱上孙可望的大腿,向前更进一大步,毕竟“太想进步”也是人之常情,400年前的南明军人也不例外“不意前裁伪前镇杨新桂起念争竞,通谋杨国栋下伪材官刘世勤、跟役营队林云等,伙同扯往贵州,见伪秦王诉功”杨国栋一听也不干了,于是命令手下人去捉拿杨新桂。

这事就闹大了。杨国栋大概是从前跟手下人的关系就不太好,跟杨新桂同谋的人还有材官刘世勤、跟役营队林云,以及李毓奇等人。同谋不同路,刘世勤还正好在杨国栋的追击队伍里面,到达石阡府的时候,刘世勤抓住机会发动叛乱,将杨国栋本人砍伤,又砍伤了刘进德以及中军高云龙,杨国栋本人已经无法阻止部下愈演愈烈的叛乱。杨新桂率领众军前往思南府,结果在思南府遭到了平蛮前营将军冯万宝的截杀,又在铜仁府人平头司遭到了时任参将的原摇黄十三家将领袁韬的截杀,杨新桂本人被砍伤,很快就死了。在这插个题外话,袁韬大概是主力被孙可望打光了,在孙可望的手下混到1657年居然还是个参将,这可真是惨。

杨新桂死了之后,剩下的叛乱者又遭到了嘉定王马进忠的追击“忽有伪嘉定王马进忠带领马步贼五六千有余追赶”只能说老马真是劳模啊,崇祯十年投降官军之后就一直跟着老帅左良玉南征北战,弘光元年又跟着左良玉一块谋反,左梦庚投降之后又坚持气节拒绝投降,南下投靠湖广督师何腾蛟,之后一直转战于湖南一带,并且打出了南明官军的最高水平,在麻河之战中歼敌7000人,并且击毙多位汉军八旗将领,何腾蛟遇难之前派出了自己的部将杨进喜去营救何腾蛟,结果何腾蛟没救出来,杨进喜也一去不复返。

何腾蛟死后,马进忠继续转战于湖南一带,直至迎来了“财神爷”孙可望以及“南明战神”李定国,马进忠从此又效力于二位王爷之下,并且在衡州之战中听命于孙可望怒坑李定国一把。到此时,这位南明名将大概也已经50多岁了,毕竟崇祯十年的时候这位“混十万”已经相当有名气了,其参加起义的时间估计都可以推到崇祯元年,就算他15岁参加起义,到这时候最年轻也已经45岁了。就这样一位老将军都亲自上阵来追这些人了,还带了五六千追兵,那只能说明一点,这是身处贵阳的孙可望亲自下的追杀令,那当兵的自然没有必要跟着当官的一块儿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乎,马进忠“将贼兵尽行招抚回州”其他叛乱的军官带着自己的少量亲信躲上山当了土匪。叛乱之前刚刚升为副将李毓奇也走投无路,只得在一名武姓生员的引荐之下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

其实总的来说,这场兵变并不算是一件大事,相比于后面的滇黔内战那更是不值一提,但是这场兵变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些的问题,那就是以大西军为主干的南明军队的组织仍然是十分松散的,明朝崇祯年间以及清朝初年的军队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以地方督抚为军队的指挥中枢,无论是总兵也好参将也罢都要听从文官的节制,正如仕清后王永吉评价清郑谈判时所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做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其中明确提到“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

也就是说,无论是崇祯年间,还是清朝的顺治年间,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讲,很多时候中央是给地方官放权的,同时地方官掌握的军权不仅可以控制地方将帅,也可控制将帅手下的部将,这也就是为什么清廷能够屡次成功镇压反清起义,抵抗规模并不大的南明正规军进攻。而孙可望李定国控制之下的南明军队实际上是一个军阀联盟,你会发现明军的进攻模式实际上是以五六万主力猛攻某地,但并不能彻底控制某地,往往很快就将其丢掉,然后又将其夺回。

这是因为南明军权实际上归于孙可望或者李定国本人,而且控制区域比较广,孙可望也好,李定国也罢那都是人,不可能把很多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所以这就导致很多地区依旧是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军队内部的武人也是相当跋扈,只是在军队调动的大方向上听从孙、李的命令,而孙、李却很少直接干涉其军队内部的事务,大多数时候可能就像之前所说的裁军问题一样直接发令令各军将领自为之,这就是这场叛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或许也是南明官军的战斗力自始至终都要弱于清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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