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文人的地位始终较为尴尬,这也与文人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部分文人经常自命不凡,喜欢在自己专业性不强的领域发出一些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论断,部分论断凭借着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变得极度扩散,甚至会对法令、律例的大方向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在古代历史上,因文人的“论断”而直接导致社稷危亡的例子不在少数。清人洪亮吉曾说:“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
秦二世在位的时候,对百姓施加暴政,民不聊生。陈胜、吴广本是被派去戍边的士兵,因为暴雨而逾期,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就掀起了起义。谁知他们的揭竿而起竟引起了苦秦久矣的天下苍生纷纷效仿,其中不少人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的则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反抗秦朝的队伍中。这些人已经占领了很多城池和土地,秦二世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
那时,叔孙通只是秦朝廷的一个待诏博士,秦二世听说打仗了,就召集像叔孙通这样的儒生们想对策。有三十多个博士儒生们都说:“兴兵聚众就是造反,请陛下速速派军剿灭。”
可秦二世一听这话就上火,自己当上了皇帝就有人造反,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叔孙通见秦二世面有怒色,赶紧站出来,对那些博士儒生说:“你们都错了,如今天下一统,陛下英明神武,百姓们日子过得好着呢,怎么会造反?那些人不过是偷鸡摸狗的盗贼,很快就会被官兵捉住的,不算大事,用不着兴师动众。”
秦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舒服得眯起了眼,他问那些博士儒生,到底是造反还是盗贼,回答造反的都被抓进了监狱,而回答盗贼的则平安放回。可见当时的文人叔孙通的话语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尽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痹症累积已久的大秦,社稷早已摇摇欲坠,但叔孙通的一言又何尝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大秦亡于叔孙通的一言,那么大明则亡于众文人所营造的“反对议和”的舆论环境。明朝末年,面对清朝的崛起和挑战,明朝风雨飘摇时,崇祯皇帝想和谈,但文人清流们不同意。“有好几次机会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明朝一批文人就说,绝对不要谈,谁谈谁是卖国贼,皇帝也不敢公开提谈判的事。崇祯皇帝曾派兵部尚书私下跟清朝谈判,消息泄漏之后,兵部尚书就被杀了,当时根本没有人再敢动这个脑筋了。”
其实,清朝皇太极屡次向明朝提出议和,即使当清军势力壮大,多次攻入明朝腹地,崇祯已无法招架之时,皇太极仍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农历五月,皇太极诚心接待了马绍愉等明朝来使。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崇祯皇帝点头,就可鸣金收兵,各安其政了。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他在信的末尾说:“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奉旨派马绍愉与清朝议和一事为百官知悉后,朝野为之哗然,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迫于压力,崇祯将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后又下令将陈处死。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事实上,明朝在与清朝的军事对峙中,崇祯也非常清楚明朝的势力,一旦硬碰硬只有国破家亡,因此也多次主动议和,但最终的议和又因屡屡受到文臣的指责而失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清高的文人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思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居高临下地与人打交道。
朝野上下一直把清军看成是国贼凶寇,只能扫荡,不可言和,谁议和谁就是“损威辱国”“诅师养寇”,谁就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若当时的文人能够放下架子,冷静思考,从长计议,明朝败亡时间至少可以后延几年,甚至有可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无奈的是:崇祯死后,那些明朝清高的文人只能吞下国破山河在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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